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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學自古以來都是爭議極大的壹門學科,似乎其中的學派非常複雜,嚴重對立。在我看來卻不是這樣,經濟學的基礎和源頭只有壹個,就是亞銅鑼灣髮型屋當斯密的國富論,就是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。派生出的兩大分支,凱恩斯主義和哈耶克,弗裏德曼代表的新自由主義,都並不反對亞當斯密,只不過前者認爲當國家和政府等不及的時候,應該使用國家政治手段進行幹預,而後者認爲這種幹預本質上是不必要的和低效率的,甚至是有損害的,其實還可以再等等。說白了就是急性子主義和慢性子主義。因爲經濟學研究的對象過于宏觀和龐大,他們不可能用完全歸納的方法進行研究,進行不完全歸納,用的方法還是統計學的,所以導致這門科學在宏觀領域不可能進行精確的定量,排除定量談定性,大多都是耍流氓。說到大方向,大家都懂,說到具體的措施,卻是十個經濟學家會提出十壹種方案。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?第壹,所有故意不把邏輯走到極致的哲學都必然會出現這種局面,墨家如此,馬克思主義如此,經濟學也是如此,國富論就是經濟學邏輯的極致。在邏輯前行的路上,以自己的立足點爲准,分別批評走在自己前面的人和走在自己後面的人,是修正主義。第二,經濟學中對現實社會有用的部分,幾乎全部都是預測,而在實用經濟學界是否權威,全憑以前預測的口碑。可是,理論大家學的都差不多,預測這件事准不准,壹部分靠分析的技術,壹部分靠人品,壹部分靠能否獲得更多不對稱的信息。聽起來是不是跟算命很像。在我看來,經濟學界的預測和算命也沒什麽本質去別。我前面寫這麽多螞蟻啃天的事,都是有用的,萬物壹理,其道同也。
其實,老子道德經中的治國理論,以及主要依據道德經爲基礎發展來的黃老之術,在經濟學上,就是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的中國版,而且更加徹底。這壹點在史記,漢書中記載的非常明確。西漢從建國,到武帝大規模征伐匈奴爲止,經濟上有什麽舉措?沒有。所謂的文景之治,我總結就是三條,少讓勞動力受到刑法和徭役的損害,少雇傭公務員,組織小政府,少征稅。雖然這幾十年,邊患不斷,還有內亂,地方官員中也沒出特別多傑出人物,還有大量的土地和財賦是歸諸侯國以及封侯的官員所有的,但是僅僅三四代人的時間,漢朝就從皇帝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馬拉車,發展到可以組織幾十萬匹馬遠征匈奴,直搗漠北。這說明黃老之術,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,只不過,需要時間。如漢文帝漢景帝那樣衷心信服黃老,絕對耐得住性子的皇帝再也沒有了,受整個國家上層建築氛圍影響的廣大地方官員也就更不會有了。錢穆說中國曆史上地方政治最好的朝代,是西漢。只可惜錢老不太懂經濟學,也不信道,所以沒有說透這裏面的思想根源。哪怕到後世,強盛如開元之治,也無奈壹騎紅塵妃子笑,無人知是荔枝來。這要消耗多少民力,可想而知。在西漢這種事皇帝是不舍得幹的,只有諸侯王才幹,因爲他們沒有政治和國防壓力。但是他們統治的區域大則三五個地級市,小則三五個縣,折騰也折騰不到哪去,無非是訂制個金縷玉衣,研究個鹵水點豆腐而已。
我還想說壹個問題,爲什麽老百姓總是罵經濟學家。因爲任何以統計學爲基礎的科學,研究的時候總要建立個模型,在這個模型下進行研究,爲了研究出成果,就要盡可能的在理論上排除其他因素的幹擾。而現實中這些幹擾不但不會排除,有時候影響還很大,所以經濟學家研究出的結果經常會不接地氣,只是說如果不考慮什麽什麽條件,那麽當怎麽怎麽樣的時候,就會怎麽怎麽樣。老百姓讀不懂這麽複雜的話,被媒體的標題黨壹誤導,誰誰誰說什麽什麽,應該怎麽怎麽樣。老百姓壹看,這不是沒長腦子麽?于是就開始罵了。而真正在經濟學界,這種研究方式不但是所謂科學的,合理的,甚至可能是唯壹能做的。另外老百姓總是習慣于,樂于站在自己的角度,以自己的利害爲基礎臧否人物,褒貶是非。而且勒龐說過群體沒有智商,只有情緒的。所以如果我是個炒房的,有人說房價要跌,我就要罵,如果我是個等著買房結婚的,有人說房價不會跌,我還是要罵。那麽總體表現起來,就是總是在挨罵。
那麽了解壹些經濟學的基本常識,至少我們看到媒體上招罵的經濟學家的言論,應該不會那麽容易起情緒了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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